一笑了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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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同一片蓝天下” 成长

许毅

5月28日，北京市顺义区板桥镇小学的操场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，一场名为“同一片蓝天下”的庆“六·一”综艺演出在这里举行。2000多名顺义及邻近地区的孩子和36名特殊的同龄人，一起观看了精彩的节目。

36名孩子为什么特殊？原来他们来自中国慈善总会创办的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示范村，孩子的父（母）或监护人，因为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或劳教，甚至伏法。这些孩子是不幸的，但又是幸运的———儿童村给了他们一个新家。

　 一

据了解，儿童村和入村孩子的父母都要签定《委托代养子女协议书》。签了协议后儿童村就是孩子的监护人，儿童村就要对他们的人生健康、教育、心理健康等全面负责，同时协议书也要求孩子的父（母）安心改造，回归社会。

中午演出结束后，笔者采访了北京儿童村的创办者、村长张淑琴女士。53岁的她，当过知青、做过医生。张女士1985年开始在陕西省监狱局从事报纸编辑记者工作；1995年到陕西省少年犯管教所开始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；1995年8月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回归研究会，这是一个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，回归善良人生的民间组织；1996年5月，张淑琴自筹经费，在陕西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替罪犯代教代养代管子女的儿童村。

张淑琴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是不穿警服的，因为她担心孩子们对自己有一种距离感。她说：“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，写《最难忘的一天》———原来在幼儿园在学校经常有这样题目的作文，一般孩子都是写爸爸带我上公园，妈妈带我到哪儿去玩什么的，但是我们这里孩子写的是———‘今天我的爸爸被警察抓走了’，‘我的妈妈被警察抓走了’，‘我的爸爸被警察枪毙了’……有的孩子还写着要替爸爸报仇，要替妈妈报仇啊。这类孩子有一个报复心理的问题，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父（母）为什么服刑，他们只知道是警察把他们的父（母）抓走的，这些孩子把失去父（母）这笔账记在警察头上。孩子是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，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是他们的父（母）危害了社会，国家政法机关才对他绳之以法的。我意识到因为父（母）的犯罪，孩子无人抚养流落社会，也可能成为第二代罪犯。这怎么得了？另外，孩子在监狱之外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到监狱内父（母）的改造：特别是女犯，为了孩子有绝食的、逃跑的，甚至自杀的。做父母的其中很多人就算是罪犯，但是也有人性，有舐犊之情。所以，我就有这样的想法：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家来帮助这些孩子，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帮助他们度过人生中最困难———就是离开父（母）的这段日子，也使他们的父（母）安心改造。”

于是，张淑琴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从1996年到1998年，在陕西先后办起了三个替罪犯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的儿童村。目前，这三个儿童村共有罪犯子女150多名。在陕西办村四年多的时间里，张淑琴和她的同事们收到全国各地大量来信，有罪犯的，也有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：有的人希望儿童村能够帮他们代养孩子、寻找孩子；也有一些人希望在他们的省办一个儿童村。张淑琴认为应该把陕西的做法向全国推广，他们决定找一个全国都能看到的制高点———首都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首选。北京示范村的工作，是在陕西的经验上进一步总结经验，同时还开展一些理论研究，包括孩子的心理辅导、预防犯罪、教育问题，还有权益保护问题，总结出经验后向全国辐射。

　 二

据了解，目前儿童村孩子们的生活比较清苦。笔者看见，孩子们一顿吃两三个馒头，菜就是黄瓜和青笋。尽管孩子们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，但限于经费，儿童村还难以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食物。儿童村的衣服以改补捐赠衣物为主。张淑琴说，今天最令她高兴的是有单位捐助了100斤白糖和400斤绿豆。“孩子们今年夏天有绿豆汤解暑了”。“儿童村的困难第一个就是缺钱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4月份是儿童村最困难的时候，有关部门提供20万元的资助经费，总算是挺过来了。孩子们由我们负担所有的费用，我们送他们就近读书，在板桥小学、板桥中学，全部上学了，有四个小家伙也送到幼儿园去了。”张淑琴说。

目前，儿童村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个：第一是化缘，向社会各界请求支持和帮助；第二是国际慈善组织的帮助；第三是儿童村自己的收入，附近地区一些单位或个人来这里当义工，他们不光出钱还出力，种了一些菜蔬，除了供儿童村自己消费外，其余的都义卖了来筹集善款。

张淑琴认为，如果钱的问题还好解决的话，更深层次的困难还在于人们的观念上：“一个是信用问题，以前在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挪用善款情况，现在有些人多少对‘慈善’这个词有些过敏，开始一些人觉得我们靠不住，再有些人宁可捐实物也不肯捐钱，这些心情我们能够理解，只要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，任何形式我们都欢迎。现在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：有一些人很不理解，问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不去帮助烈士的孩子，而去管罪犯的孩子。我理解的是：这些孩子更需要关怀。一方面他们本身需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；另一方面把孩子管好了，那些在监狱里服刑的父（母）也更容易回归到社会之中。无论是烈士的子女、罪犯的子女、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他们都是平等的，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。”张淑琴说：“我的确想扩大儿童村的影响，希望最终能通过立法或者其他形式的官方行为参与进来，到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境况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，要有保障得多。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孩子，而孩子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父母的。”她的话音很轻，但是包含了一种力量。

采访结束，时近黄昏，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开始荡起了秋千，秋千是一位瑞典慈善家捐建的。嬉戏中的孩子注意到我手中的相机，与大点的孩子比，一些“小不点”更喜欢上上镜头，“叔叔，给我拍一张，给我拍一张……”清脆的童声不绝于耳。快门哒哒地响着，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，心中默默地祝福：孩子们，愿你们在同一片蓝天下与其他孩子一样，沐浴着祖国母亲的雨露茁壮成长。